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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一代渐与鲁迅接近

2007-09-07 14:10:00 来源:博览群书 李国涛  我有话说

近来读查建英采访并编辑成书的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,内收对当年“知青”一代文化名流的访谈。谈话的时间大体在2004年下半年,书的出版则是在2006年,三联版。当年的知青,现在已成熟起来,是新一代的文化风云人物。八十年代以后,鲁迅受到多方面的责难。他尤其不为知青一代所欣赏,大家责之以过左,不宽容,

好骂人,等等。我想这是有原由的。鲁迅的时代与我们太不相同,处境无法为当代人所理解;――当然,鲁迅受到过极左思潮的影响,也发表过这种意见。后来,他被推到“文革”中所说“伟大导师”的那种高度,每句话都正确,他骂过谁谁必倒霉,他赞成过谁谁就算了不起。好像他在整人,在捕人杀人。他被利用。他有点像过去的孔圣人的样子,新一代人,谁不反感这一套?时到如今,我看到知青一代人,对鲁迅理解较全面,也较深刻了,似乎竟超越了前一代人的那种膜拜方式,更冷静,更理性,所以也更理解,更宽容了。比如谈到八十年代文化热,阿城以之与五四比。他说:“估摸这来,还真是要来回来去这么返复。‘五四’就想一次成功,一锤子买卖。鲁迅后来不是写《在酒楼上》吗?就是写当年的那些人,怎么能都这样啦?消沉了……这种人就像酒楼上那个魏连殳……”陈丹青说:“小时候读鲁迅,他说五四英雄当官的当官,消沉的消沉,下野的下野,不明白他在说什么,现在明白了。”陈丹青说的这一段原文,见鲁迅《〈自选集〉自序》,1932年写的。由此可以看出,当年知青一代人,经过这样的二十来年,于历史,于世事,看得透,也说得清了,于是就近于鲁迅。

正好,我近些时正读的三本书,一是陈丹青的《退步集》和《退步集续编》,共二册,一是李零的《丧家狗――我读〈论语〉》。这又是两位知青写的书,尖锐、锋利、真诚。前两本纵论当前文化教育事,后一本集中谈《论语》。李零说:“我这个人,‘文革’受刺激,比较多疑,凡是热闹的东西,我都怀疑。”他还一再说国学就是“国将不国之学”。陈丹青说,“一个民族忽然要大谈‘人文’,不是好事情,正相反,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。”他们都推重王朔、王小波的某些论断。这些,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有相通之处的。他们的这三本书涉及鲁迅的意见不少,都可以证明他们对鲁迅的态度也有相通之处,这也是我比较赞同的态度。

先说《丧家狗》。著者有厚实的学术功力和当代的思想,书写得很好。他说,用“丧家狗”“绝非污蔑之辞”,只是说明当时孔子的生活状况;孔子之为圣人,是后世人弄出来的,当时他并不走运;他喜欢活的孔子,而不喜欢那个死后成为圣人的孔子。我想到,这些话都与当年鲁迅的看法极相近。这是一部专著,我不是说它利用了鲁迅的研究,鲁迅只是简单地涉及了某些点。我只是说,鲁迅的论点被七十年后的学者所认可并延续,而这一代学者常是不满于鲁迅的人。鲁迅在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(1935年)里说过:“总而言之,孔夫子之在中国,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,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,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。”孔夫子后来成了“敲门砖”。孔夫子真正是“圣之时者也”,鲁迅说,这意思是“摩登圣人”。鲁迅的这些意思,都是李零所认同的,或者说,几乎也差不多。有趣的是,陈丹青在《退步集》里(第51页)也有这样的论述,他说:“鲁迅说:孔夫子是权势者捧起来的,结果他身后也被权势者捧起来。鲁迅骂孔夫子,其实骂的是权势。”这其实又进一步说到鲁迅自己在近几十年里的命运。我想,李零、陈丹青的这种“知青情绪”,都是很相近的。经过几十年的岁月,这种情绪已经成为冷静的思想和学术观点。

我还不妨再说一点,在《丧家狗》一书里,李零说到,孔子与他的某几位弟子,年龄差不了几岁,常有辩难,有争论,都很随便、也亲切。我看阿城在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偶尔谈及孔子时也说过:“孔子有弟子三千、七十二贤人,多是一大帮社会油子!他们想,在这儿混一混,完了就走了,就去给贵族服务了。有这么一个老师,刁难刁难他……”这也是李零眼中的孔子生活的真实状况。要是再读读鲁迅那篇文章,可以见出,摆脱了圣人之徒的言论方式,鲁迅倒是与知青一代的想法相当对口。鲁迅不是也有文章揶揄孔子坐车旅行,得了胃下垂的病吗?他为什么爱吃生姜?用姜温胃。那都是在想象当年的夫子过着的实际生活。这都是把圣人当成活人解读。在《丧家狗》一书里,多次征引鲁迅的话证明著者的观点。如引《杂忆》(《坟》)中鲁迅说“无友不如己者”乃“势利眼”。又引《娜拉走后怎样?》说明民国时期妇女的处境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引证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,证明关于孔子的重要论断。两个巨大的年代断层,――从鲁迅到知青一代――现在居然有接近的迹象了。

陈丹青与其他知青的不同之处在于,他于1982年至2000年到美国画画去了。虽然少了这十八年的国内生活,可是他见识了美国,可以中美互比,比两种文化教育。而且,有了成熟的目光,而且是一位艺术家的成熟的目光。他喜爱鲁迅,有发自内心的尊重。他对鲁迅,一论再论,至于三论,写成三篇大文,收入《退步集续编》。我看有些看法是新颖的,也许有人会以为是纯艺术的,不同意。他是从艺术家的创造愉悦来说明鲁迅的文章。“他所谓‘匕首’之类,并不真要见血,不过刺着好玩,态度又常是温厚的。”读出“温厚”,是近年少有的。他的意思是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”,须要文章写得好。他说,这就是鲁迅高于五四群雄的地方。他以为,连所谓的“一个都不宽恕”的遗嘱,也是这样的。我们许多人却常把这话和类似的话,当做政治宣言了。

说到这一类文章,必然要涉及到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。他说,“历来,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……在另一面,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,与鲁迅不配的,而鲁迅寂寞,要朋友。”我想这就是说的鲁迅受到瞿秋白的影响,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个时代,文化人士人人倾向革命,倾向社会主义。前几年我们翻译出版过几本罗曼・罗兰、纪德、泰戈尔等人当年的旅苏日记一类的书,其中就显示出那些文化人物的失望,以至反感。比如,在苏联那种困境中,官员们的豪宴就令他们不能接受。鲁迅没有机会到苏联去,不能亲睹真况。他“要朋友”,想知道当时苏联的真况。但是瞿秋白的介绍是否真实,是否全面,现在很难说。陈丹青说,瞿“与鲁迅不配的”,很可能是这个意思。王元化先生有《谈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》,文章很短,但有深度。其文曰:“直到他逝世前,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,显示了不同于《二心集》以来的那种局限,表现了精神上的升华。”王元化举出《女吊》等文,那才是陈丹青说的那种当时无人可比,现在也难有人企及的美文。我以为,在这里,王元化的评价更为准确,当然,陈丹青的论述更为丰富、有趣。

陈丹青有一个论点甚为警辟,也带着愤激,他说:“七十年的历史,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异类的历史。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、阅读鲁迅,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,其实都很难真正奏效。我们的上下周围,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。”“‘鲁迅研究’本该是文化研究,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?”所以他说:“回到这篇讲话的题目:‘鲁迅是谁?’我愿意去掉‘鲁迅’两个字,改成‘我们’。”不是鲁迅没有价值,是我们,我们自己,不能懂得这种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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